“五年一规划”见证中国人的长期主义 

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治国方略。在新中国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成为我们的行动哲学，更凝结为明显的制度优势。即将开启的“十五五”，在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意义重大。于中国而言，关键还是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以“五年规划”为行动纲领，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以我们的确定性对冲外界的不确定性。

“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网上意见征求活动正在进行，“我为‘十五五’规划献一策”等专栏密集上线，以期在智慧的碰撞中探寻民之所盼的“最优解”，谋划治国理政的“施工图”。

抓好“十四五”圆满收官、做好“十五五”谋篇布局，是当前的一件大事。自1953年开始，14个历史单元串联起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形成了“中国之治”的一个重要政治优势。即将开启的“十五五”，在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意义重大。国内外舆论场不仅关注中国的未来走势，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选择以“五年规划”的方式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又是怎样支撑这一制度有效运行的？

一个科学的方略，总是从时代要求和问题需求出发，谋定思变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特别是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为了在短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党中央提出，“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据统计，“一五”期间新中国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100年。亮眼成绩单极大鼓舞了国人，更验证了“五年计划”这一治国理政方式的有效性。

从1952年到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679亿元上升到2.69万亿元；钢年产量由135万吨增加到8094万吨……翻天覆地的变化，充分证明了计划对于起步阶段的新中国的重大作用。正是因为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核心领域，我们才得以推动新中国快步走向工业化，为后续发展打下了经济家底。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蓬勃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继续制定事无巨细的计划将影响市场本身的活力，政府开始转向专注对发展大盘子的宏观调控。从“十一五”起，中国的“五年计划”正式改为“五年规划”。一字之差，折射着认知的质变。“宏观有序+微观自由”的新模式下，中国经济社会呈现出生机勃发的新气象。

环环相扣的五年规划让所有人看清：“中国的发展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目的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划的。”环顾世界，“规划治国”并不罕见，为何独有中国将其发扬光大？

从先天基因看，历史传统孕育了行事习惯。在漫长的历史时光中，中国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农耕活动高度依赖自然规律之上的长期规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等行事传统由此孕育，又通过历史经验和集体实践不断强化。从政治环境看，长期执政提供了重要保障。我们党自诞生一刻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按照自己的节奏，将宏伟蓝图分解为阶段性任务，让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一脉相承。新型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多党恶性竞争的弊端，营造了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充分保障了规划部署落地。总的来说，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治国方略。在新中国七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成为我们的行动哲学，更凝结为明显的制度优势。

相比之下，很多西方国家奉新自由主义为圭臬，认为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就能带来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本身并不重视国家规划。同时，西方盛产选举型政党，这些政党代表某个特定群体的利益，以赢得政权为使命，本身缺乏统一的、崇高的、连贯性的政治目标。即便上台了，定期选举和轮流执政的背景下，执政党也只能安排其任期内的事项，不可能对国家和社会进行长远规划。就决策执行而言，西方国家的决策只是以议案或者法案的形式通过，往往没有指定明确的落实主体。议而难决，决而难行，这让规划即便做出了，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通过五年规划这一切口，我们能够一探中国七十余年来昂扬奋进的重要密码。从时间坐标来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四五”是开局起步，“十六五”是冲刺收官，“十五五”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从世界形势来看，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争端频发，新的动荡变革期已然到来。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变乱交织，于中国而言，关键还是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以“五年规划”为行动纲领，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以我们的确定性对冲外界的不确定性。

光阴流淌，是人的努力奋斗赋予时间意义，把时间变成了激扬的历史。在两个“五年规划”的时空交汇中，新的奋斗征程正在开启，念兹在兹的复兴梦想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