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中华经典的和平性 

时间:2023-12-19 12:08 发布于:评论频道编辑:舒大刚  来源:深圳特区报

提要

从经典到历史都表明,中华民族是“以和为贵”的民族,中华文明是提倡“和实生物”“和实兴业”“和实体健”“和实国治”的文明,中国人推尊通过“协和万邦”的方式来实现“天下和平”。“和”是中华经典的基调,也是中华文明的信仰;“平”是中华经典的途径,也是中华文明的方式。“和”之一字可以化解矛盾,超越物我,直达造化;“平”之一字可以公平无偏,促进和谐,实现和平。能够无私无我,就能“以和促平”;能够“以平维和”,就能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伟大民族,这一精神源于中华经典所奠定的和平基调。在中国早期经典中,“和谐”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思想观念,“和平”是最普世、最终极的行为目标。“和平”一词,一是“和”,表示多种因素和谐共存,相互成就,是一种哲学思维;二是“平”,表示推进多种因素协调发展,平稳推进,代表行动方略。以和促平,以平维和,互相依存,互为补充。外以观物,内以修身;小至家国,大到天下,皆以和平为本。

一、和谐:中华经典的基调

中华最早的经典,保存至今的就是儒家经典,也就是《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乐经》《春秋经》,即“六经”(后来《乐经》失传,而成“五经”),以及演变而成的“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和《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共“十三经”,这是中华经典的核心。

六经都是经孔子对“世传旧法之史”进行改造而后形成,所以历史上又有“六经”乃“先王之陈迹”,载有“先王之道”与“周召之迹”,以及“六经皆史”等说法。

“六经”既是历史的记录,也是文明、文化的物质载体,传递着价值、信仰、伦理、梦想,承载着哲学、美学、文学、宗教的冥想。《庄子》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虽然六经各有主题,但都以“和平”为基本价值理念。《周易》首倡“保合大和”,《尚书》首提“协和万邦”,《诗经》首歌“钟鼓友之”“琴瑟和谐”,《礼经》最高境界是“和为贵”,《春秋》通过褒贬笔法调整人伦、政治关系。至于儒家经典的传记文献,也无不以“和”为最高追求。如《论语》提倡“和而不同”,《孟子》提倡“仁义”,《孝经》提出“天下和平”……无不念念不离和平协调。

孔子在距今2500年前,搜集整理、阐释传授这些经典文献,才使前面2500年的历史和精神得以传承,也使后面2500年智慧和理想得以点燃。中华经典是中华民族恒久的精神根基,经典的赓续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延续性。

二、天道“和实生物”

如果说“道”或“大极”是天地之始的话,那么万事万物就是“天地公式缊、阴阳合和”的产物。有“春秋外传”之称的《国语》,即载有公元前800年思想家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因素间协调醖酿才产生了事物,如果只有同种因素叠加就不会有新事物发生,“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不同元素互相协调就是“和”,相同元素的积累只是“同”;和则互补而有功,同则积久必生弊。阴阳协调的最高境界,便是“保合大和,乃利贞”,能够做到最大范围、最高程度的阴阳和谐,就无不利无不美好矣。

从卦象上看,合和是阴阳相应、同位相授;从人事上看,和谐是“同气相求,同心相应”;从事物上看,和平是“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老子》提出“万物莫不负阴而抱阳,沖气以为和”。严遵《道德指归》曰:“天地所由,物类所以,道为之元,德为之始,神明为宗,太和为祖”。

中国文化的和谐观以宇宙整体和谐为中心和基础,而这种宇宙的整体和谐即容纳万有,万物并立而不相抗,相反又相成,相济且相生。和谐的格局也决定了中华文化的开放胸怀和突出的包容性,所以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可以整合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多元文化能够汇聚成共同文化,形成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文化传统。

三、人道“和实兴业”

天地之道既然如此,人生人事岂能有异?和谐意味着最佳的生存状态,即人体的生理心理处于最好的状态中。

中华文化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契合。因此,人的社会关系、社会活动也是遵守和参与宇宙的和谐秩序之中的。《左传》说,“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

《毛诗·伐木》“神之听之,终和且平”,《郑笺》说:“以可否相增减,曰和平。”神不听统治者的一面之词,而要听听人间不同的声音,互相印证。因此,演奏音乐时,也是不同音阶的错落有致的组合、不同乐器的彼此协奏。《尚书·尧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周礼·太师》职“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周礼·大司乐》“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乐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成”,人心的和谐通过音乐的和谐达到宇宙的和谐。

中国文化的和谐,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也是与自然秩序紧密相关的社会秩序的和谐。通过“乐”的沟通,这两种和谐达到至高的宇宙和谐。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也在其中彰显。

四、政治“和则国治”

基于这样的宇宙观和世界观,中华经典在制定齐家、治国、平天下方略时,就将“和平”作为基本原则和主要路径。《尚书·尧典》叙尧之事事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说尧是先行自修明德(或说举用才德之人),以美德来团结亲和九族;有血缘关系的九族和睦了,进而用平和的手段彰显百官,使人人各尽其职;百官理顺了,最后协调和顺诸侯万邦。这里的“明德、亲睦、平章、昭明、协和”等词,全是光明正大、亲近和平,没有丝毫强制和武力。由尧开始,便奠定起后来政治“和平”的执政基调。

又如《皋陶谟》所说:“正德、利用、厚生、惟和。”首先导之以德,继之以利用、厚生,目标则是“和”。《洛诰》也说:“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将“和恒”四方人民,付予了“天命”的必然性。《无逸》又说“用咸和万民”及“和上下”。使民生贵贱、上下等级都在“和”的理念下达到和睦共处。《礼记·经解》进而说:“发号出令而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政令与民心高度契合,就拥有“义与信、和与仁”的四柄,此乃霸诸侯、王天下的利器。因此,中国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实际都是源于对“和”的终极追求。

五、邦交“和则天下平”

儒家提倡“治国、平天下”,不是用武力征服天下,而是和平崛起,协调天下。因此在外交关系上,中华先贤也是力主“和平”。

中华民族的“和平”,首先是对于战争的谨慎和反对。如《论语》载“(孔)子之所慎,斋、战、疾”,孔子对祭祀、战争和疾病非常谨慎,不轻易言说;更反对“以不教民战”,认为“是谓弃之”!《老子》强烈告诫:“夫佳(唯)兵者,不祥之器也!”《墨子》宣称“兼爱”“非攻”,提倡“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孟子》批评“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好战行为,认为“善战者服上刑!”即使是多谋善战的兵家,也不是嗜血成性的战争狂魔,司马穰苴曾言:“国虽大,好战必亡!”这些教诲,都逐渐形成中华民族争当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特性。

中华民族的“和平”,是提倡文明和文化的友好交流,不搞文明输出和文化霸权,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其他民族,而是通过人类共同的价值理念和美好追求,实现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尚书》提倡“协和万邦”,以协调平和的方式实现国与国的正常邦交。《周易》推崇“同人于野”,在尽可能广阔的天地里与人实现大同。《论语》宣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又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用文教美德吸引友邦来临。《礼记》又说:“礼闻来学,未闻往教。”《孝经》主张通过“孝悌忠信”等共同意识、道德教化的推行,来实现“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的太平盛世。

当今中国的各项外交政策,从“和平共处”到“求同存异”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也包含着“和”的意义升华的过程。中国呼唤的“和”既是最基本的关系的“和谐”,也是价值理念上的“和而不同”,更是一种众生平等、万物一体的崇高境界。

结语

从经典到历史都表明,中华民族是“以和为贵”的民族,中华文明是提倡“和实生物”“和实兴业”“和实体健”“和实国治”的文明,中国人推尊通过“协和万邦”的方式来实现“天下和平”。“和”是中华经典的基调,也是中华文明的信仰;“平”是中华经典的途径,也是中华文明的方式。“和”之一字可以化解矛盾,超越物我,直达造化;“平”之一字可以公平无偏,促进和谐,实现和平。能够无私无我,就能“以和促平”;能够“以平维和”,就能建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在十七世纪,中华经典曾经由东来传教士向西方翻译,使中华文明参与和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近代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现在,也应该再度向全球介绍和推广和平主义的中华经典,这样,天下太平、人类大同也就有希望了!“悠悠万事,和平为大”!

(作者系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来源:深圳特区报

作者:舒大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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