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对中华文明起源及早期中国研究具有重要推动意义 

节选自中国新闻网《国家文物局发布五项考古新成果揭示早期中国的文明基因》

陶寺遗址有着明确的功能分区，其中宫殿区作为一处大型都邑类遗址最为核心的功能区一直是学界关注的区域，也是陶寺遗址都城性质最重要最直接的要素之一。自2013年至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持续对陶寺遗址疑似宫城城墙进行解剖发掘，历时5年逐步确认了陶寺遗址近13万平方米宫城的存在，并较为全面地揭露了南东门址和东南拐角处的侧门。

2018年至2019年度的发掘工作重点是全面揭露宫城内最大面积的宫殿建筑，发掘总面积2880平方米，取得重大收获。

发掘确认了三排柱网结构的大型宫室建筑的规模、结构、年代等问题。该宫室建筑台体约520余平方米，基址之上残留有三排18个柱洞，柱洞底部均有柱础石，有些础石周边填有石块，同时，大型宫室建筑以北也发现有夯土基础。

大型宫室建筑以东发现一座大型房址，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10.85米，南北长9.65米。房址为地面建筑，带有围墙，房址地面为烧烤地面，质地坚硬。房址与大型宫室建筑同时，推断为其附属建筑。在大型房址的东南新发现一座小型房址。室内为白灰皮地面，中间位置有方形灶面。该房址发现7块牛肢骨，1件铜器残片。此外，室内发现集中摆放得牛腿骨。推测其也是大型宫室建筑的附属建筑，类似储藏室。

此外，宫殿建筑的东南拐角发现人头骨坑、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一件铜璧形器，十分罕见。值得注意得是，在小型房址以东新发现4个排列有序的柱洞，且与大型宫室建筑南排柱洞在同一条东西线上，具体不明，但线索重大，有待发掘。

专家点评：陶寺遗址宫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掘取得重要收获，意义重大。发掘进一步确认了宫城内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最大宫殿建筑的存在，是迄今史前时期最大的夯土建筑基址。该建筑基址之上发现有2座主殿、东侧附属建筑、中部庭院、东部疑似廊庑等，其结构复杂，布局规整，史前罕见，当为中国古代宫室形态的源头。建筑基址之上的大型宫室建筑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的单体夯土建筑。总之，陶寺遗址宫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发掘与发现，对中华文明起源以及早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具有推动意义。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新石器时代高等级都邑性聚落展示多元融合与中兴强盛

2014至201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联合组成石家河考古队，对石家河遗址群及外围9平方公里的区域进行了系统勘探，相继在石家河遗址群的印信台、谭家岭、三房湾、严家山、朱家坟头、蓄树岭、罗家柏岭、周家湾等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共计发掘面积6212平方米，取得重要成果。

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性聚落，在距今约5900至3800年主体时段内，遗址的文化与聚落经历了初兴、强盛、渐变、突变及衰落等阶段性变化。

根据考古发掘，以谭家岭大型城址、印信台大型祭祀场所、谭家岭高等级敛玉葬、三房湾专业制陶作坊等重大发现最为瞩目。

谭家岭古城城垣内面积达17万平方米，远大于同时期同文化性质的其他遗址，是石家河作为长江中游文化中心的重要开端，也是后来的石家河古城形成的重要基础。印信台大型祭祀场所揭露了石家河文化晚期5座人工堆筑的黄土台基，在台基周围还发现多组套缸遗迹及100多座含瓮棺、扣碗、倒扣缸等特殊的祭祀遗迹，是迄今长江中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祭祀场所。谭家岭高等级敛玉瓮棺的发现，填补了过去在敛玉葬等级划分上的中间缺环，9号瓮棺代表了目前已发现的最高等级，玉器组合中包含了神人头像。三房湾遗址揭示的陶窑、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等遗存多与制陶有关，同时还发现数摞陶杯套叠烧结的现象，显示出制陶作坊的典型特征，可以确认为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后石家河文化时期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大型专业窑场。

除上述四个遗址以外，朱家坟头、蓄树岭、罗家柏岭、周家湾等遗址的发掘也取得了重要突破。朱家坟头揭露了一片从屈家岭文化早期延续至晚期的一片小型家族墓地。蓄树岭遗址清理了一批后石家河文化与居址相关的房基、灰烬层、烧土堆积、灰坑、灰沟等遗迹。罗家柏岭遗址揭露了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的黄土堆积台基。这些发现为深入了解石家河遗址的宏观结构与组织分层提供了坚实的支撑，表明了遗址群存在功能区划，同时揭示了生产专业化与社会阶层化的总体趋势。

专家点评：谭家岭古城的发现，将石家河遗址作为长江中游文化中心的年代提前至距今5500年，而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发现，提示遗址的中心地位可能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末期和夏纪年时期。以谭家岭为代表的多批精美玉器的发现，表明后石家河文化阶段，文化发展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多元融合与中兴强盛的态势。后石家河文化阶段的聚落中心与文化格局仍是今后发现与研究的重大攻关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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