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遗必须抱有更加宽容的态度
上世纪后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改革，但西方一些政要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都只看好中国的改革。他们明确表示，自己之所以看好中国，原因在于中国有着独特的文化。确实，中国传统文化化育着人民的生活、规范着中国的社会。比如，“大同社会”的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崇尚和谐公正的价值取向；“协和万邦”的观念，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息息相通。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古老与丰富、“郁郁乎文哉”的繁荣与气概，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看待世界、社会、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鲁迅先生在《民族的脊梁》一文中也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鲁迅先生这句话，既强调了尊重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也暗含着保护民族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抱有更加宽容的态度。
我们知道，世界本身就是由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组成的，而每个民族的文化又是独一无二的文化。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且各自都在努力让自己的文化特色发扬光大，以期在世界文化大花园里，显得更加的五彩缤纷鲜艳夺目。
古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智慧，认识到大地与太阳的关系是影响四季轮回甚至人的生老病死的根本原因，所以发明了夏历，又分出二十四节气，并因此创造了一系列的文化，比如《易经》、《黄帝内经》等等。这些理论不仅指导人们度过了漫长的岁月，还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一人生法则以及《易经》“祸福相依、此消彼长、否极泰来”等一系列解决人生问题的最好法则，是中庸之道，更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如此等等，这些法则不单来自宗教，更是古人向大自然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从而获得的智慧，姑且称作“民族文化”。而古老的民族文化，便是老祖宗留给后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普通文化的不同在于它是历史的产物，具有珍贵的历史认知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速消亡的今天，原汁原味地保护好这些饱含民族文化DNA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文化与哲学文化，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有着坚实的民心民意基础。但在现实生活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都是以“正在进行时”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也就是说，人们从不将它看成是“历史”的一部分，而是将它看成是“现实”的一部分。其实，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实是以“正在进行时”的活态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但从本质上讲，它又确实与文物一样，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文物不能随意改动，改了就不再具有历史认知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不能随意改动，改了同样不再具有历史认知价值。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不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文物”，以至于传承人在改，政府在改，专家学者也在改。其结果是不保护还好点，越保护问题反而越多。
那么，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是原汁原味的传承？还是为适应社会发展而不断创新？在许多人看来，如果只强调原汁原味的传承，就意味着社会将不再继续发展，民间艺术就会永远停留在原点裹足不前；如果顾及社会的发展和民间艺术的进步刻意强调创新，那么民间艺术将不会再有历史认知价值，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就会因我们的无知而彻底葬送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显然，如果将这两项重任同时放到一个人身上，谁都无法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因为这是一对“鱼”和“熊掌”般的矛盾，是无法承受之重。但如果我们对社会进行必要的分工，将“保护”与“创新”这对看似矛盾的任务分给不同的人来做，即将“鱼”和“熊掌”分给不同的人来吃，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达尔文在“进化论”中说，一个社会为了发展总会将人分为两个大类：一类专门负责保护传统，另一类则专门负责“创新”。前者如考古工作者、博物馆工作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他们的任务不是或主要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国家给他们工资、给他们荣誉和待遇，目的就是让他们将这个民族最优秀的文化传统原汁原味地保护下来，传承下去。换句话说，他们对传统的坚守，越坚决越彻底越好。
有了这样的分工，人们就可以各司其职，你管你的“传承”，我管我的“创新”。从此，“传承”与“创新”在社会分工的观念下，不但不再矛盾，还会成为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统一体。保护好传统，为创新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提供更多更好的参考。不断“创新”对于传统的需求，反过来又会提升传统的价值，使古老的传统文化“枯木逢春”，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出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作用。
历史上的纺织能手黄道婆，造纸术发明人蔡伦，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昇，建筑大师鲁班，等等，他们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立者。提起他们，人人如数家珍，不但倍觉分外亲切，甚至还会从心底里生发出无限敬意。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所要保护的也正是这样一群人，所不同的是，我们保护的不是那些已经作古了的人，而是保护那些依然活在人世间的“黄道婆”、“蔡伦”、“毕昇”、“鲁班”……
以往，一谈起文化名人，人们会很自然想到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屈原、司马迁、张衡、祖冲之、沈括、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施耐庵、曹雪芹等一座座“高峰”。不错，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他们确实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除了他们的学说之外，还有很多很多非常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如饮食、建筑、戏剧、舞蹈、杂技、音乐、工艺、农耕、渔猎以及苗医苗药、藏医藏药、维医维药等等，这些肯定不是来自孔孟真传。
可见，除孔孟文化精英外，还有那么一批人，他们在中华文明的创造与传承过程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尽管他们在历史上并不为史学家所关注，但他们恰恰是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所要保护的匠人、艺人、民间工匠大师、民间艺术家。一句话，要想弄清自己的文化家底，找寻自己的文化基因，传承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关注这部分人是不行的。
那么，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及传承过程中，究竟发挥过怎样的作用呢？无非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一个民族特别是在那些尚无文字的民族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常常扮演着忠实传承历史的“史官”角色，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知识的传递，主要是通过他们来完成的。
第二，在一个民族的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同时也是这个民族科技成果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历史上，传统农业社会中所使用的风车、水车制作技术、宣纸制作技术、蜡染挑花刺绣技艺等等，也主要是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第三，在传承科学技术的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是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的创作者和传承者。如民间歌谣、民间故事、民间神话传说等等，都是通过他们来传承的。这些具有独特审美风格与地域特色的文学艺术，为后来的新文学、新艺术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滋养与物质滋养。
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在传承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历史文化知识的同时，还是传承一个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载体。我们在欣赏一首民族根古歌、一件地戏脸谱时，所能感受到的决不会是一种简单的艺术形式或者审美方式，透过这些艺术形式与审美方式本身，我们同时还能从中感受到一种磅礴的民族精神力量和这个民族所倡导的传统道德文化与哲学思想。
其实不仅仅是上述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就是民间的苗族斗牛、水族赛马、瑶族陀螺等传统文化与节庆活动，也无不肩负着这样的社会责任，传达着这样的民族精神与道德理念。
而这一切，都是通过民间艺人、匠人或者传统祭祀仪式司仪先生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来完成的，他们也由此获得了民族精神与传统道德忠诚捍卫者的身份。应该说，作为一种重要的、已经所剩无几的人力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受到保护是非常有必要也是当之无愧的。
现在的形势看上去很好，上至国家高层，下至普通百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很关心关注。但社会的整个潮流是要用现代文明来改造这片古老的土地，改变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长了成千上万年的传统文化，而且希望改造的越快越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只能是在拼命地捡拾记忆的碎片，尽管他们一个个弯着腰，无论晴天雨天都在认认真真地一片一片捡拾，但很多传统文化样式已经断裂，有些都接不上了。就是以传统为名硬生生接上去的东西，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化了。
说实话，现代文明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还是观念的问题，如果整个社会的观念不改变，我们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再卖力，再抢晴天战雨天，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借用弘一法师“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的观点来说，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没有实事求是的田野考察经历是绝对不行的。因为没有结合实际的经历作支撑，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和方法都将是空中楼阁；没有结合实际的经历作支撑，所有的措施和方法也不会有针对性。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从远古流传至今的，它们身上肯定或多或少残留着往昔的痕迹。如苗族史诗《亚鲁王》、布依族摩经《歌壮》，它们属于原始宗教音乐，也是祭祀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技艺剪纸、皮影和民间器乐长鼓、芦笙等大多也与巫术仪式有关，而阳戏、地戏、花灯等剧种还是祈雨、还愿仪式的一个重要部分。总之，纯而又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任何传统的民族文化身上，都或多或少残留着一些历史的烙印，甚至带有那么一点所谓的“迷信”色彩，正是这种色彩，才使得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集体文化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天然载体，成为一把能够读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无形钥匙。
时代离开生命的本源愈远，艺术和文化愈异常坚决地渴求回到那里去，回到那里去收藏一个民族的内心与性格中最美好、最坚贞的部分，回到那里去坚守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这些美好不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遗弃。这就要求我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必须抱有一种更加宽容的态度。（耿文福 作者系贵州省政协委员、民建贵州省委理论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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