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县举行大禹文化与天府旅游名县建设研讨会 

（汶川网讯 伍排勇 袁潇）7月8日下午，2019中国·汶川大禹华诞庆典暨大禹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的“大禹文化与天府旅游名县建设研讨会”在汶川县举行。会议邀请了来自全国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参加，共同探讨大禹出生地、大禹治水、大禹与古羌文明等话题，并为汶川文旅融合打造“大禹故里”、“天府旅游名县”品牌建言献策。

研讨会现场

研讨会由四川省社科院、阿坝州人民政府、中国先秦史学会、省大禹研究中心、阿坝州大禹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

四川省社科院院长向宝云，阿坝州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陈顺清，中共汶川县委书记张通荣，中共汶川县委副书记、县人民政府县长旺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郭铭，县政协主席王志勇等领导出席研讨会，省、州、县相关领导及部门负责人参加研讨会。

会上，张通荣代表县四套班子对参会人员的到来致以衷心的感谢和欢迎。他表示，汶川是川西北民族文化交融之地，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承接之地，是“三个活化石”共荣共生之地，江源文明的发祥地。从古羌人到今天各族儿女，守护大禹家园四千年，大禹精神是整个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大禹文化之于汶川有着重要的价值体现。今天汶川更应有守护和发展华夏精神家园的历史担当和历史责任，以任何困难都压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对大禹精神进行最好的传扬。在汶川有着大禹精神标注的家国情怀之光，大熊猫文化标注的生态文明之光，大禹故里、古羌文化标注的历史文化之光。天府旅游名县之于汶川，不是旅游的独行，而是与经济社会和群众福祉的深度融合。成功创建“天府旅游名县”是一个推进汶川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起点，汶川将围绕“弘扬大禹精神、传承大禹文化、践行家国情怀”，将大禹文化传承创新全面融入文化兴县战略，将大禹文化的传承、精炼与包装作为“天府旅游名县”工作及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灵魂。希望各位领导、教授、专家、学者，继续给予汶川挖掘、研究大禹文化的大力支持，助力汶川进一步追溯大禹文化之于汶川的文史价值、民本价值、学术价值、国家价值和当代价值，助推汶川实现发展振兴。

张通荣在研讨会上致辞

随后，各专家、学者就大禹文化与天府旅游名县建设进行了研讨，并作主题发言。

大禹治水是否真的发生过，大禹出生地在何处，这一直是学界争论的话题。随着考古和研究发现成果的陆续公布，大禹治水的真实性、大禹出生于汶川石纽，也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在研讨会上，多位专家认为岷江上游的古堰塞湖在大禹时期消失，是大禹治水的有力证据。

2004年，在三峡云阳县发现了一块东汉年间的《景云碑》，上面记述有大禹后人的一次会盟：“先人伯沇，匪志慷慨，术禹石纽，汶川之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学书表示，据《景云碑》文意，当指伯沇（伯杼）循大禹在家乡石纽举行的“汶川之会”故事中兴夏王朝，从而表明伯沇所循大禹“汶川之会”当为导致夏王朝始兴的重大盟会事件，结合大禹因治水而奠定夏王朝基业、“大禹治水”于家乡进行“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历史记载，“汶川之会”应指大禹治水开始时曾在位于“汶川”（岷江上游）之滨的家乡石纽会盟诸侯举行盟誓誓师治水，这与大禹治水功成后在会稽山会盟诸侯计功正好首尾相应。

来自汶川县文联的王明军引用了王兰生等研究者的古地质研究成果，证明大禹治水与古堰塞湖的关联性。王兰生等研究者指出：据我国权威机构对叠溪古堰塞湖沉积物的测定，可得出自10000年前发生第一次溃缺后，大约每间隔1500年左右，就会再发生一次灾难，而最后一次的溃缺可能就发生在距今4000年左右。这正是大禹治水的年代。根据对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各类遗址的分析，远古人群大多会在河流的两旁选择居住地方。因为河谷相对湿润、植被丰茂，有利于桑蚕、渔猎等农牧渔猎生产发展，远古人类就在系列古堰塞湖两岸的谷地上聚落而居。而这些聚落往往也是系列古堰塞湖周期性溃缺所造成的巨大洪水肆虐和泛滥的地方。大禹及其族群正是在这一地区长期的水患和治理中，获得了丰富的治水经验和崇高的治水声誉。

大禹与各部族首领会盟汶川，从而开启治水大业，证明了大禹治水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大禹领导自身族群与岷江流域其他部族共同开拓的成果。同时，《景云碑》也佐证了西汉杨雄等人“禹生汶川”的观点，证明了汶川是“大禹治水”的肇始地。

专家学者作主题发言

“大禹生汶川是信仰问题。”北京丝绸之路文史研究所所长汤珂表示：“大禹这个文化符号，不仅仅代表着四千多年前出生的这位伟人，他实际象征的是——在那个时代所有救民于水火、以人力克服自然灾害、带领着人民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那些英雄们。甚至是象征着在整个华夏文明发展史中，所有勤劳、智慧、勇敢的劳动人民的化身。无论长江与黄河，无论是岷江上游，还是长江下游，大禹这个文化符号，是文明与蛮荒的分水岭，是最早的‘中国’，也是中华儿女的文化共祖。因此，就大禹符号本身而言，是具备国家与全民文化认同的。”

一部中国史，半部治水史。大禹治水被评为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百件大事之首，带给中华民族的不仅仅是第一次科学治水的成功案例，更通过治水大业促进了部落联盟的统一，为建立华夏文明第一个国家奠定了基础。

对于大禹的历史地位，郑州市政协文史委研究员、中国大禹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常松木，在研讨会上再次重申了他在《大禹精神简论》中提出的观点：“如果说黄帝是我们中国人的血脉之根，那么大禹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

常松木秘书长表示，大禹的主要功绩是治水和立国，所以有专家认为大禹是中国神话时代的最后一人，更是国家历史上的第一人。大禹将华夏先民的政治形态由部落联盟升级为国家制度，不仅是夏朝的开国之父，也是中华民族的国父，同时也是一名兼有仁爱之心和自律精神的政治家。而大禹在治水过程中尊重自然规律，以民为本，敬业奉献，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后世的工程施工立下了典范。大禹是中华民族的立国始祖，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先祖之一，中华道统圣王之一，既是伟大的治水英雄，又是卓越的政治家。

大禹生于汶川，并兴起于治水，促进部落联盟时代的文明融合。研讨会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剑，在题为“考古布瓦，浓缩再现汶川五千年璀璨历史”的论文中指出，布瓦新石器时代遗址、龙溪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及调查发现，为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研究提供了具有标尺性意义的实物资料，呈现了川西北高原新石器文化两种谱系间的深度关系，证明了岷江上游乃至四川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已与黄河上游、长江上游部落存在交流互动。

这些考古发现让我们得以管窥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部落联盟的互动程度，也佐证了大禹会盟治水的可性行。甚至有学者认为，正是大禹治水疏浚河道引流洪水，让本是一片泽国的四川盆地浮出水面，展现出“天府之国”的底蕴。

大禹会盟治水带来的文明融合，让汶川至今受益。大禹生于汶川石纽，历朝历代的纪念活动，留下了禹王宫、石纽山石刻、禹迹石刻、刳儿坪禹王庙遗址等名胜。大禹出生地的石纽山，成长地的涂禹山，祭天祭神的天赦山，三山皆在汶川，让汶川名扬天下。

大禹还深深影响了汶川的文化与民俗。与会专家王永安以“古羌江源文明是华夏文明奠基性的发祥地”为主题，介绍了大禹文化与古羌文明的深度关联。与会专家汪友伦介绍了古羌人将大禹奉为“最大释比”、心中的耶格希，说明对大禹的崇敬已经融入了羌族的民俗文化中。

汶川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大禹文化更是拓宽了汶川文化影响力的深度和广度。纪念大禹，既是传承中华民族精神，也是汶川文旅融合打造“天府旅游名县”的重要抓手。就围绕大禹文化打造“天府旅游名县”，与会专家、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言。

北京丝绸之路文史研究所所长汤珂建议从三个方面深挖大禹文化：其一，体现汶川因素与中原夏体系的文明关联，考证是否大禹曾帮助过这个地区治水，但未在同期传授先进的青铜文化，从而在后期自然的交流发展中，岷江地区逐步在后大禹时代发展出了面貌独特的高度文明；其二，汶川有大量与大禹相关的历史文献和历史传说，但从文献到文献、从想象到想象，并不受主流学术界认可，因此，必须有严谨的、作为基本支撑的实物证据链，进行大禹文化的说明与展示，形成态度鲜明、观点适度、真实可信的文化逻辑；再者，大禹文化所带动的羌文化呈现，才是独具特色的人文资源，要促使羌、禹二者因素的文化性紧密结合，更要凸显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具有的巨大功绩。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学书在论证汶川为大禹治水肇始地的同时，提议在汶川建设“大禹治水纪念碑”，确立“大禹治水”与“大禹故里”的深度关联，为汶川再造一个文化、旅游地标。

来自汶川县博物馆的罗进勇进行了题为“阿坝大禹祭坛公祭大禹祭典的可行性论证”的演讲。来自汶川县图书馆的易庆以“文旅融合新形势下大禹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弘扬”为主题，提出“以全球视野凸显大禹文化遗产的主体定位”、“以点、线、面推动大禹文化的区域全覆盖”、“以精、气、神塑造大禹故里的价值取向”，从而在文化、旅游、群众文化生活三方面加大“大禹故里”的知名度和传播力。

利用好大禹遗产，以大禹文化结合生态、康养旅游产业，将助推汶川打造出富有当地特色的“天府旅游命名县”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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